美国两党正在就“可负担能力”（Affordability）展开一场攻防战。
本月初，民主党籍候选人凭借其聚焦“可负担能力”的竞选纲领在地方选举中接连取胜——提出免费公交、冻结房租的马姆达尼以超50%的得票率当选新任纽约市市长，其中不少选票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。
曾对“可负担能力”这一说法嗤之以鼻，指责这是民主党搞的“骗局”的特朗普也不得不转变态度，就其经济政策做出更多解释。
“‘负担得起’（Affordable）这个词应该是我们的，而不是他们的。”特朗普近日在参加麦当劳举办的一场峰会时强调，“拜登政府引发了可负担能力危机，而我的政府正在结束它。”
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经济学兼职教授阿特沃特（Peter Atwater）说，“可负担能力”是一个心理学术语，而非经济学术语，并且对底层人群的影响远大于对顶层人群的影响。
“在这个问题上，要先理解什么是‘负担不起’（Unaffordable），这意味着某样东西在经济上不仅难以获得，而且遥不可及。”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，“当我们负担不起某些东西时，我们会感到无力，尤其是食物和住房这样的基本需求。对许多美国人来说，这已成为他们当下的现实。”
展开剩余81%瑞银财富管理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多诺万（Paul Donovan）在其博客中写道，“我买不起”这种情绪是当前愤怒的核心。“人们对可负担能力的丧失感到愤怒，并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现任政府。”
热词背后：K形分化与失望的选民
尽管特朗普政府一再强调美国CPI已经从拜登任期内9.1%的高位大幅降至今年9月的3%，多项出口民调及民意调查显示，仍有至少六成选民对特朗普政府处理经济的方式表示不满。
当下，美国经济的“K形”分化态势逐渐加剧。美国穆迪分析公司高级主管兼副首席经济学家德里蒂斯（Cristian deRitis）发现，收入排名前10%的家庭贡献了美国总消费的近一半，这一群体在2019年的消费占比为44.6%。他还称，类似的分化现象也存在于企业、股市以及劳动力市场等经济活动的诸多方面。
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数据也进一步揭示收入层面的分化，美国收入最低的25%的人群，其工资增幅已降至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，而高收入群体的工资增速则领先于所有收入层级。
多诺万认为，CPI反映物价的普遍上涨，是一个“偏向高收入群体消费模式”的“富豪统计”，而可负担能力则更为“民主”，并且通常针对购房等特定的、较大的支出。
“即使整体通胀水平表现良好，通胀不平等也可能成为问题。”他进一步解释称，“即使平均收入增长看似温和，收入不平等加剧也可能引发负担能力危机。”
仅以食品为例，消费者对“可负担能力”的感受也存在温差。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在美国生活数十年的华人都表示，他们对食品和日用品价格上涨的感受并不大。居住在得克萨斯州、从事建筑行业的孙先生向记者透露，随着近年来房价上涨和股市投资回报丰厚，他的整体资产价值明显提升，“相较而言，吃饭涨了几块钱，在整个生活支出占比太低了”。
但也有到美国几个月的中国留学生孟杨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，她通常在沃尔玛或Trader Joe’s等连锁超市购物，并且长期购买超市的自有品牌。“如果不是某些品牌的产品特别突出，我都是买性价比最高的，一般就是超市的自营品牌。” 她向记者透露，像纸巾、纳米海绵和牛奶等食品和日用品，自有品牌和大品牌的价格差距在一美元左右。
事实上，更多对物价敏感的美国人在做出他们的选择，其中之一就是价格更低的自有品牌正在成为购物首选。根据尼尔森IQ汇编的数据，过去52周，自有品牌食品在美国的销售额增长4.2%，而同期全国性品牌的销售额仅增长1.1%。
“如果你看股市，它表现得非常强劲，但那些构成特朗普联盟成员的工薪阶层，他们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并不多。”特朗普的前竞选顾问厄本（David Urban）说道，“他们工作很辛苦，所以对价格的微小波动非常敏感”。
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非常驻高级研究员特德斯基（Ernie Tedeschi）解释说，除了食品杂货之外，家具、家电和电子产品等耐用品的价格在今年前八个月上涨1.5%。去年同期，耐用品价格下降了1%，当时人们预期这些商品的价格会持续到2025年。“问题不仅在于价格上涨，更在于我们原本预期价格会下降。”
“可负担性还包括某种渴望。”多诺万写道，“人们想要一些东西（通常是比他们现在拥有的‘更好’的东西），却因为买不起这些而感到沮丧。这让可负担能力的问题比过去更持久。”
特朗普政府密集开打经济牌
在月初的选举中，提出免费公交、冻结房租的马姆达尼，承诺冻结电费的谢里尔，主张提高最低工资的潘伯格分别赢得纽约市市长、新泽西州州长、弗吉尼亚州州长职位。无论是否可行，价格控制成为民主党的获胜法宝。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也正在迅速转变策略，围绕“提升可支付能力”方面持续发力。
围绕降低食品价格，特朗普14日签令宣布豁免对咖啡、香蕉、橙汁和部分牛肉产品等超200种进口产品加征的关税。在此之前，其发文要求司法部对美国主要肉类加工商展开反垄断调查，理由是这些“大部分为外资拥有”的肉类加工商通过“非法串通、价格垄断和价格操纵”推高了牛肉价格。此外，特朗普还宣布政府拟为高收入人群以外的美国民众发放2000美元的“关税分红”、计划推出5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以降低贷款者月供压力。
“当我们缺乏信心时，我们就会陷入我所谓的‘只顾眼前利益（We Here Now）’的心态，要求政府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解决我们眼前的困境。”阿特沃特对第一财经记者说。
他进一步表示：“就政府提出的方案而言，我认为大多数方案都不够充分，要么是因为它们无法立即实施，要么是因为它们未能充分认识到经济底层民众的现实处境。”
在关税红包问题上，美国跨党派研究机构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（CRFB）指出，若向所有美国人一次性发放2000美元分红，覆盖范围与疫情期间的支付标准一致，涵盖成人与儿童，那么联邦政府每年将面临约6000亿美元的支出压力。而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，在截至9月30日的财年中，联邦关税收入仅为1950亿美元。这意味着巨大的收支赤字。
50年期贷款的方案也遭到了市场的质疑。Realtor.com高级经济学家伯纳（Joel Berner）表示：“50年期抵押贷款的利息支出几乎是30年期抵押贷款的两倍。” 他补充称，此举意味着购房者需要更长时间才能积累房屋净值，若住房供应未能增加，可能会导致房价上涨，抵消潜在的节省。
上述举措若实施还需要国会通过新的立法授权。
美国税务基金会联邦税务政策副总裁约克（Erica York）也认为：“感觉他们现在只是把各种各样的想法都抛出来测试，看看哪些听起来不错。”
“到目前为止，我看到的特朗普政府（以及之前的拜登政府）的任何举措都不符合最需要帮助的人的意愿。”阿特沃特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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